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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孩子從小學到高中，都只上課半天（全歐洲只有德、奧、義大利的德語區仍維持這種傳統）。因為，德國人認為，學校不應只強調知識填鴨，應該讓孩子（在母親的陪伴和監護下）有充分時間留白，可以去玩、去動、去探索自我、去培養嗜好。
根據二○○四年OECD「教育總覽報告」，德國七至八歲小學生每年的上課時數只有626小時，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788小時；十五歲中學生上課時數雖有增加，但仍較OECD平均時數少了66小時。
德國孩子在幼稚園幾乎沒有知識性的學習。小學只有四年（少數邦小學六年），然後老師按照性向能力推薦，32%進入文理中學（Gymnasium）、27%去實科中學（Realschule）、24%入主幹中學（Hauptschule）。前者十三年級畢業後，申請進入大學；後兩者則學習一技之長，進入就業市場。
但是這樣穩定的學習體系和社會基礎，卻逐漸和二十一世紀的變化和需求脫節。
家庭結構明顯改變。大城市平均離婚率高達三分之一；單親、雙薪家庭，以及由不同血緣關係的父母和孩子組成的所謂「多元家庭」，逐漸取代理想的傳統家庭。有能力陪伴孩子成長學習的全職母親，成為一種中產階級的奢求。
德國也和許多已開發國家一樣，成為移民國家。二○○五年的外國人口占德國總人口的８％，其中有近三成來自土耳其。許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連德文都不懂，更遑論教導孩子。家中不說德文的中小學生比例，自九○年代中起，從一五％增加為二五％。放學之後的半天空白，因此讓越來越多的兒童和青少年無所事事，留連電視、電玩，甚至鬼混街頭、暴力滋事。
學校系統不斷篩選淘汰，主幹中學成為最大的「放牛班」，聚集最多低學歷移民家庭的孩子。他們缺乏學習動機、成就感和未來，變成社會的問題和負擔。
種種隱憂在二○○一年的PISA（Program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，國際學生評比計畫）挫敗下，無所遁形。德國人不得不正視教育體系、家庭網路的問題。
德國十五歲中學生在那次PISA的閱讀、數學、自然科學能力上，不但被列入三十二個OECD國家的「後段班」，而且德國孩子的教育成敗受家庭背景的影響最深。高學歷家庭的孩子高中畢業的機率，是藍領階級和外國移民家庭的四倍。
後PISA時代的教育改革，儘管對少數環節還有爭論，但改革的規模和深度都屬歷史罕見，而且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。
在基礎學制上，強調提早開始、個別補救、延長學習時間。
語言能力是所有學習的關鍵。鑒於「四、五歲是兒童的學習黃金期」的科學證明，幼稚園老師有責任注意孩子的德語表達能力。如有需要，從四歲起，就給予德語加強補救時數。小學入學年齡，也由原本的六歲，提早為五歲半。
建立全天制學校。聯邦教育部設立「投資未來教育和輔導」機構，運用四十億歐元經費，協助全德十六邦的中小學轉型為全天制學校。這個機構提供學校轉型的軟硬體建議，成為教師經驗資料交換平台。目標是到二○○七年為止，在全德出現一萬所全天制學校。
目前已有五千所全天制學校，採用早在其他歐洲國家行之有年的「整合式教育觀念」，將教學內容整合到全天的一般課程、休閒性團體活動和主題式活動中，而且由學校提供午餐。
全天制學校受到家長的歡迎。根據統計，全德有七○％的父母希望子女下午也待在學校裡，不但可以學更多，家長（尤其是女性）也得以兼顧工作和家庭。
全天制學校更對學習弱勢家庭的孩子有利。老師及專業的社工有更多時間輔導這些在家中無法獲得支援的孩子，傳遞學習的樂趣，訓練社會性行為，抵抗媒體氾濫。
一般中小學的學習和上課方式也有所改變。透過更多整合課程、混齡合作，提供更多個別學習的機會，讓學生互相學習。從小學三年級起有考試和成績，目的不在比較，而是提供一個客觀指標，看看學生是否達到基本的、統一的學習目標。學習成果不理想，則由老師給予個別量身訂做的補救輔導，而非勒令留級。
當然，改革不可能一蹴即成，全天制學校也非教育問題的萬靈丹。轉型過程中，也遇到理解有誤差、經費不足、師資缺乏等問題，以致品質不一。但是，改革進步的決心已經落實在學校生活中。
教育改革其實就是社會改革。德國人從全面的教育改革和國際比較中，也看到高學歷婦女的困境，進而開始檢討對職業婦女不友善的大環境。
根據統計，德國生育率屬西歐最低，每位婦女平均只生育一．三七名子女。社會對母親一職的高標準要求，缺乏扥育支援網，以及工作繁重，在在影響生育與否的決定。研究所畢業的三十五歲婦女，因此有六成沒有子女；進入學術界工作的同齡婦女，無子率更高達七成。
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墨爾克（Angela Merkel），在二○○五年任命她的聯邦內閣時，就展現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。四十八歲的聯邦家庭部長鄔蘇拉．馮德萊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不但是醫學博士，同時還是七個孩子（從五歲半到十六歲）的母親！
馮德萊經歷過一位德國母親的所有心路歷程。她很清楚自己能兼顧家庭和事業，是因出身政治世家，擁有足夠資源讓孩子受到妥善的照顧，在大學醫學院任教授的先生也始終支援、配合。但同時她也承認，仍不時陷入全世界職業婦女的兩難──工作時覺得對不起孩子，在家時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職業。
也因此她排除萬難，提出一個革命性的育兒計畫：按照薪資比例給予父母費（Elterngeld），為期一年。從二○○七年一月一日起，新生兒的父母任何一方請育兒假在家，由國家按照其原有薪資給付補助，低收入家庭則可獲得百分之百的補助。條件是一年期間必須至少兩個月由另一方請假。目的自然是鼓勵目前只有二％請育兒假的父親，也承擔起育兒責任。
但是國家卻不能取代父母在家庭中給孩子的教養。
面對再次重視傳統教養美德如紀律、禮儀的呼聲，馮德萊和所有教育專家都一致認為，父母除了給予孩子愛和肯定，同時也要教導規則和行為的界限，更重要的是身教。「傳遞反省、思考和自動自發等價值，是每位父母責無旁貸的責任，」她說。
正如這本書兩位作者所言，教育改革是一個冗長的漸進過程，但是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，不會停下來等大人達成共識。所以，家庭更形重要。每天的家庭生活小節，就是最好的教養現場。
波蘭籍醫生暨教育家亞努賜．科札克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提醒全天下父母，「在你企圖教育孩子之前，先認識你自己。在開始替孩子標識權利和義務之前，先想清楚你自己的能力。」
天下沒有完美的父母。但是，父母至少可以盡量做到把自己確認的價值，有自信的傳遞給孩子。